卷 11, 编号 4 (2024)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的形成是常见后果之一。不完全的瘢痕愈合及其引发的子宫瘢痕功能不全是常见并发症，表现为异常子宫出血、痛经以及继发性不孕。在孕妇中，瘢痕缺损可能导致潜在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例如妊娠期间任何阶段的子宫破裂或胎盘植入瘢痕组织。

鉴于子宫瘢痕相关并发症的潜在风险，近年来已开展大量研究，旨在探讨瘢痕缺损的风险因素和病理生理机制，同时改进诊断方法。早期诊断对子宫瘢痕相关疾病的预防、女性健康的维护以及未来妊娠并发症的避免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对子宫瘢痕形成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尚不全面，且剖宫产术后瘢痕诊断的某些方面缺乏统一的指南和标准。

妊娠相关乳腺癌（Pregnancy-Associated Breast Cancer, PABC）是指在怀孕期间、产后一年内或整个哺乳期首次诊断的乳腺癌。这种疾病的长期治疗过程和不良预后可能与诊断和治疗的延误有关，这些延误通常源于医生对其警惕性不足以及乳腺健康状况评估结果解释的复杂性。关于妊娠相关乳腺癌诊断的国内文献非常有限，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本综述旨在分析现有文献中关于妊娠相关乳腺癌诊断的研究数据。研究通过检索PubMed、eLibrary 和 Google Scholar 等电子数据库中的学术文献完成，使用的关键词和组合包括：“妊娠相关乳腺癌”，“乳腺癌”，“怀孕”，“哺乳期”，“MRI”，“CT”，“乳腺X线摄影”， “超声”，“活检”，“诊断”及其对应的英文术语。

妊娠相关乳腺癌仍是现代医学的一项重大挑战。其诊断和治疗采用多种方法，包括穿刺活检、细针穿刺活检及外科活检。超声检查在监测新辅助化疗反应及评估区域淋巴结状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影像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如超声弹性成像、对比增强超声及 PET/MRI 混合技术）有望显著提高妊娠相关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效果。对于孕期及哺乳期患者而言，无对比剂的扩散加权 MRI 在未来研究中具有特别的应用潜力。

背景。细菌性阴道病是女性下生殖道最常见的非炎症综合征，与产科和妇科实践中的严重并发症相关。目前，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唯一方案是抗生素（甲硝唑和克林霉素），但这些药物通常只能提供短期效果。治疗结束后一年内，50~80%的病例会复发。这可能与阴道微生物群的特性有关，以及在抗生素治疗后有益的乳杆菌菌株（如 Lactobacillus crispatus）未能重新定植于阴道。由于缺乏有效的长期治疗方案，医生和科学家正在探索治疗和预防该综合征的多种方法，这也促进了对细菌性阴道病发病机制及患者管理方式的快速发展。目前针对细菌性阴道病治疗的研究领域包括抗菌剂、益生菌和益生元、阴道微生物群移植、pH调节及生物膜破坏。

研究目的。对细菌性阴道病治疗前后女性阴道乳杆菌（Lactobacillus spp.）及加德纳菌（Gardnerella vaginalis）基因型进行物种鉴定，比较单一抗菌治疗方案与结合含不少于10⁷个活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的栓剂或乳酸与糖原组合的两阶段治疗方案的疗效。

材料与方法。开展了一项前瞻性、对照、随机研究，共招募90名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诊断为细菌性阴道病的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三组，每组30人：第一组仅接受抗生素治疗，第二组接受抗生素治疗并使用含不少于10⁷个活乳酸杆菌的栓剂，第三组接受抗生素治疗并使用乳酸与糖原组合的治疗方案。在治疗结束后4周对治疗的临床和实验室效果进行了评估。

结果。所有三组在治疗结束4周后均在临床症状、阴道分泌物pH值及分子遗传学检测结果方面表现出积极变化，但第二组患者的效果更显著。

结论。抗生素联合乳酸与糖原的治疗方案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和良好的耐受性，但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评估长期疗效。

背景。目前尚无有效的筛查方法能够识别女性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高风险群体，因此许多研究者正在探索非侵入性诊断的高信息量标志物。虽然腹膜液在外生殖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发生多方向变化，但其采集需通过侵入性操作。相比之下，唾液炎症标志物的研究因其采集方式非侵入、简单且安全，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研究目的。评估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病变患者腹膜液与唾液中炎症标志物浓度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对46名卵巢子宫内膜囊肿患者进行了前瞻性队列比较研究。纳入标准包括：确诊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生育年龄（18~40岁）；患者同意手术和参与研究；术前未接受激素治疗。排除标准包括：患者拒绝参与研究；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40岁；存在手术禁忌症；口腔炎症性疾病。排除病例为：手术和组织学检查未能确认诊断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腹腔镜囊肿切除术，并在手术中采集腹膜液样本。术前清晨空腹采集混合的非刺激性唾液样本。对生物液体中的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进行了评估。

结果。参与研究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2.4±6.1岁。相关性分析显示，腹膜液与唾液中IL-6（r=0.548；p=0.001）和IL-8（r=0.360；p=0.026）浓度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和进展过程中，不仅腹膜液中炎症细胞因子的浓度增加，唾液中的浓度也随之升高。这些炎症细胞因子可能成为诊断和评估子宫内膜异位症严重程度的潜在工具。唾液中IL-6和IL-8的检测在外生殖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主要病因与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流行病学研究表明，HPV感染的发生率远高于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发生率，因此，HPV检测在识别高等级子宫颈上皮内瘤变方面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价值仍有限。目前，针对HPV阳性女性的筛查策略尚未明确，其关键在于识别真正处于高风险中的人群。

研究目的。评估与子宫颈上皮内瘤变风险增加相关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合并症因素。

材料与方法。研究对象包括121名于2022–2023年间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医学科学教育中心就诊的女性患者。根据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患者分为三组：第1组（NILM，66名）细胞学检查正常；第2组（LSIL，27名）轻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第3组（HSIL，28名）重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所有患者均接受了详细的病史调查、液基细胞学检查及HPV分型分析。统计分析使用MedCalc软件完成。

结果。数据分析显示，以下因素显著增加重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风险：年龄超过30岁 （风险增加5.4倍）、吸烟（3.4倍）、性行为时间超过10年（9.9倍）、性伴侣数量超过4人（6.3倍）、使用体外排精法（Postcoital Pull-out Attempt，PPA）避孕（4.1倍）、妊娠次数达到3次及以上（7.0倍）、持续HPV感染（4.7倍），尤其是HPV 16型感染（4.3倍）。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中，高危型HPV感染更为常见（LSIL组88.9%，HSIL组85.7%，NILM组56.1%），且超过一半的HSIL患者感染了HPV 16型。

结论。在研究样本中，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风险与以下因素显著相关：年龄超过30岁、吸烟、性行为超过10年、性伴侣数量超过4人、缺乏屏障避孕、多次妊娠史以及持续高危型HPV感染（尤其是HPV 16型感染）。这些因素的识别对高危人群的筛查及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多发性骨髓瘤是第二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约1%，以及造血和淋巴系统肿瘤的10–15%。直到最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存在本身就与较低的总体生存率相关。一方面，诊断技术的改进和新治疗方法的开发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并降低了多发性骨髓瘤的死亡率；另一方面，医学界和研究界面临着一种以前未被确诊的问题：多发性骨髓瘤与另一种类型的癌症同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在诊断、患者管理策略以及预后指标方面采取多学科方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肿瘤的共存是多发性骨髓瘤的结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多原发性癌症。本研究讨论了一个临床病例，即一名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死后确诊为卵巢癌。